《詩經·陳風》中有《株林》篇，從題目來看，就很有意境，文字內容也很是簡約雋永：
胡為乎株林？從夏南。
匪適株林，從夏南。
駕我乘馬，說于株野。
乘我乘駒，朝食于株。
對于這首詩，漢以降兩千年間無數解詩家認識很是一致，均從“刺靈公也”，并在這一題義下展開推論考據，深文周納，代代相沿，步步深入。
為什么對《詩經》中許多篇章解讀時，不同時代、不同學者異義迭出，而對這一首僅有短短八句且語焉不詳的小詩卻千古同論？原因大致有三：一是《毛序》先聲奪人：“《株林》，刺靈公也。淫乎夏姬，驅馳而往，朝夕不休息焉。”以權威之勢而立論；二是這一論點看似于史有據。《左傳·宣公九年》與《左傳·宣公十年》中詳實生動地記載了“陳靈公與孔寧、儀行父通于夏姬”，陳靈公為夏征舒所殺的事；三是“美刺”說符合漢以來形成的社會倫理道德觀，有助于表達托古改制的愿望。于是大家都在“刺靈公”這一題義之下，津津有味地論述詩史之印證，不惜回避或著意軟化種種硬傷。
研究分析《詩經》形成和流傳的時代背景，以及《株林》詩文中的幾處關鍵概念，參以文物考古發現和典籍記載，不難看出漢儒“以史證詩”的牽強與偏頗。
其一，“詩三百”之所以匯聚而成，不外乎采詩與獻詩兩種渠道。周王室設立一種叫“行人”的采詩官，“振木鐸徇于路，以采詩，獻之大師，比其音律，以聞于天子”（《漢書·食貨志》）。或者是規定年滿60歲的男子和年滿50歲的女子，凡是沒有子女的，“官衣食之，使之民間求詩，鄉移于邑，邑移于國，國以聞于天子”（何休《春秋公羊解詁》）。《國語·周語》記載有“使公卿至于列士獻詩”，讓貴族和知識分子獻詩以“補察其政”。這是一種充滿浪漫色彩的治政之道。但無論如何浪漫，采詩者與獻詩者也不敢將譏刺君主的民歌譜上曲子獻之于朝廷，統治者更不會將其匯集成冊廣而傳之。
其二，周王室勞師動眾地搜集歌謠的目的，是為了了解掌握民心風俗，以固其“王化之基”。《禮記·王制》載：“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。”《漢書·藝文志》也講道：“故古有采詩之官，王者所以觀風俗，知得失，自考正也。”而《株林》若作靈公通夏姬講，則只是奴隸主貴族的私生活，無礙民風，也不致危及周王朝統治，似乎沒有必要從眾多民間歌謠中把它選編進《詩三百》中去，以自揭其丑或刺激陳國貴族。
其三，《國風》反映民風，多為社會下層人士吟誦出的民歌，往往以坦率、質樸、直白為特色，不事雕琢，不那么隱晦宛曲，正如何休在《春秋公羊解詁》中所言：“男女有所怨恨，相從而歌，饑者歌其食，勞者歌其事。”而歷代學人解《株林》，卻盤桓曲折，發幽探微，窮盡“味外之旨”，顯然是在以今律古，忽視了《詩經》形成的時代背景，也背離了文學創作的內在規律。朱熹曾在《朱子語類》中批判《詩序》：“大率古人作詩，與今人作詩一般，其間亦自有感物道情，吟詠性情，幾時盡譏剌他人？只緣序者立例，篇篇要作美刺說，將詩人的意思盡穿鑿壞了。且如今人見人才做事，便作一詩歌美之或譏刺之，是甚么道理？”朱熹對于文學，既是實踐家又是研究家，體會深刻，這番批駁，殊為透徹暢快。可惜他在解析《株林》時，卻也未脫舊轍，令人遺憾。
其四，前人認為是刺靈公的立論之基，僅是“從夏南”三字。《毛傳》云：“夏南，夏征舒也”。孔穎達《正義》云：“征舒字子南，以氏配字，謂之夏南，楚殺征舒，《左傳》謂之‘戮夏南’，是知夏南即征舒也”。這種生硬的強辭實是讓人難以信服。一則夏南是否人名尚須考證，因為《國風》百余首中，除此處此說之外，再未見有人名入詩；二則《左傳》記載“戮夏南”，何嘗不是傳抄中“戮夏子南”的漏寫，或是指地域，即在夏南一帶大肆殺伐呢。
其五，株林究竟是什么？在何處？《毛傳》稱：“株林，夏氏邑也。”后人也提出“株”為夏氏邑。歷史上夏御叔及其子夏征舒封地，在今河南省西華縣西夏鎮一帶。近年考古相繼發現的陸城遺址、西夏亭遺址等，表明這一區域在商周時期經濟較為活躍。但沒有任何考古發現或史料記載顯示這里漢以前曾稱為“株林”或“株”，后來“株林”或“株”這些地名指向這里，也是源自漢儒注詩。一人臆斷竟成千古之論，足見輕信與盲從之害矣。
其六，陳國都城與今天淮陽老縣城區域大致相同。1980年，河南省博物館對淮陽東南城墻進行試掘，結果表明最早的城墻修建時代為春秋早期，進一步證明了這里是陳國都城。而此距夏氏封邑約110華里，陳靈公乘車去會夏姬至少需要五個多小時。以他一國之君的身份，不可能夜宿荒野，也不至于凌晨兩三點鐘就動身趕夜路，他又怎么能“朝食于株”呢？可見株林即便就是夏氏封邑，依前人意解讀《株林》，也存在客觀上的很大偏差。
綜上可知，將《株林》旨意定在刺靈公，于史有疑，于情有悖，于據莫考，只能算是詩學研究的一家之言。那么《株林》一詩究竟在說什么呢？我們也不妨從“夏南”來破解這一密碼。
“夏”一詞是歷史文博界“三代”研究中一個重要概念。夏朝疆域大致包括今天陜西、山西、河北、河南、山東等地，商亡夏后，這一區域內的列國仍泛稱諸夏，如《論語》稱：“夷狄之有君，不如諸夏之亡也。”《荀子》講：“君子居楚而楚，居夏而夏。”夏成了帶有濃郁文化意蘊的地理名詞。周朝建立后，周王室處處托古，將其廟堂音樂也稱夏聲，即是“中原王之正聲”。而古文字中，夏、雅二字互通，夏聲即雅聲，《王制篇》云：“聲則凡非雅聲者舉廢。”“南”在殷墟出土甲骨文中，字形為繩子系著鐘鼓的樣子，代表了那個時期南方的一種打擊樂器。在《詩三百》和大量典籍中，特指楚地的音樂或樂器，已是學界定論。傅斯年先生認為：“音樂本以地理為例，自古及今皆然者，《詩》之有《大雅》、《小雅》正猶其有《周南》、《召南》。所謂‘以雅以南’，可如此觀，此外無他勝誼也。”（《詩經講義稿》）
由此看來，“夏南”應是莊重渾穆的夏樂和詭異神秘的楚地樂舞。陳國接壤楚國，文化上多受楚國影響，《陳風》中《宛丘》就描寫了巫女在音樂相伴下的娛神之舞，《株林》所表現的也當是主人公去參與歌舞活動時的急切之情。
據此推測開去，“株林”是一處景色宜人的歌舞場所。先秦時，歌舞往往是帶有祈福降神色彩，或與祭祀活動相伴的，所以“株林”則應該是陳國距都城不遠的宗族社廟。而其具體地點，則與26位陳國國君墓一樣，有待考古工作的發現。至于詩中描寫的“駕我乘馬”的主人公，有資格乘坐四匹馬拉的車，根據周朝禮制的有關資料顯示，如《逸禮·王度記》就明確記載：“天子駕六馬，諸侯駕四，大夫三，士二，庶人一。”可見他只能是陳國國君，而非一般的貴族或是平民。
這樣理解這首詩就豁然開朗了。主人公是一位威嚴的國君，也是一位虔誠的祭祀者，更是一位癡迷的音樂發燒友。天色剛亮他就走出寢殿，乘車出城，向那人群聚集、樂聲起伏的株林馳去，目的就是去和他的臣民們一道，欣賞那會引來神靈、帶來吉祥的動人音樂。主人公急切地身子前探連聲催促。遠遠地看到株林了，主人公才想到自己國君的身份，應有的威儀還是需要的，他讓車仗停下，整理一番裝束，又端坐車中，“乘我乘駒”，緩緩地駛入株林，在南風楚韻中安閑地用膳了。“駕”的激越與“乘”的沉穩，將主人公既要盡快趕到目的地置身舞樂之中，又要在臣民面前展現國君雍容氣度的微妙心理表現得淋漓盡致。
《株林》是《風》詩中不多的描寫國君活動的一首詩，比起《秦風·駟驖》中描寫秦襄公游獵時的浩浩聲勢，顯得更富于人文色彩。這也是陳、秦兩地風俗相異在國君生活和民間歌謠中的反映。
“胡為乎株林？”從其美，從其真，而不要從漢儒的政治倫理，不要從學術上的懶惰與趣味上的無聊。
